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海军司令员董军，海军以及海军副司令员董对应的司令司令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员董员董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军海军副

2021年十大将军

2021年十大将军列举如下：

1、海军王秀斌陆军上将，司令司令时任南部战区司令员。员董员董

2、军海军副徐起零陆军上将，海军时任西部战区司令员。司令司令

3、员董员董刘振立陆军上将，军海军副时任陆军司令员。海军

4、司令司令巨乾生陆军上将，员董员董时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

5、汪海江陆军上将，时任西部战区司令员。

6、林向阳陆军上将，时任中部战区司令员。

7、董军海军上将，时任海军司令员。

8、常丁求空军上将，时任空军司令员。

9、许学强空军上将，时任国防大学校长。

新晋升的5位上将都是谁？任什么职位？

这五人分别是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中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空军司令常丁求，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还有海军司令董军，对于他们的个人信息就不去多说什么，因为能做到司令员这样的位置，没有足够的军功贡献跟能力是不行的，当然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说什么。

目前最高军衔就是上将，不过在几十年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那个时候存在元帅军衔，从那次以后我们国内也就再也没有人有得到元帅军衔的，1994年开始，上将军衔成为我国最高的军衔，不再拥有或者授予元帅军衔，所以现在来说上将是最高军衔。

1955年上将属于高级军衔，但是上面有元帅有大将，那个时候授衔55名上将，称为开国上将，两年后有增加了两名，总共57名开国上将，1965年国内取消军衔制度，直到1988年的时候才再次恢复这个授衔制度，就在当年有152人获得上将军衔，不过那个时候上将不是最高的军衔，因为上面还有一级上将。

从1955年开始授衔，到1965年取消军衔，再到1988年恢复，又到1994年改革，到了2014年的时候，全国所有军队武警部队的上将军衔只有208人，也就是说大半个世纪以来只进行过几次授衔，上将军衔也只是在1955年第一次授衔开始加上后来增加两位，又到1988年恢复后第二次进行授衔，到2014年的时候总共有208人，18大以来已经有54名军人获得上将军衔授予。

如今也就是2021年又有五名军人获得上将军衔的授予，这五名都是军工显赫的人，不过在这之前的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进行过一次上将军衔的授予，那次总共有四人获得上将军衔，时隔两个月后又再一次进行上将军衔授予，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而且这次还首次对社会进行信息公开，这个做法也是一直以来的第一次，这次是五个人。

确实是战区司令军种司令，这样都是属于高级别的将领，所以军衔也是要对应得上才可以，毕竟战区司令军种司令员，这些哪一个都是需要一定能力才可以，这些能力跟军功其实完全跟军衔需要的重叠了，这也是这些司令员能匹配得上军衔的原因，守护国家的任务就交给他们了，相信不会让我们失望。

八国联军为什么不走陆路？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参加防守京师的清军总兵力达10万人以上，是八国联军兵力的8倍。10万之众，从官到兵，竟然没有一人能说得出具体的防御部署，没有指挥机构，没有战斗动员、作战方针、作战原则，也没有协同作战的实施计划和保障支援方案，更没有战役和战术预备队。

　1900年11月28日，在清王朝首都北京的紫禁城，八国联军庆祝胜利。

面对联军的进攻，慈禧集团颟顸愚鲁，既没有认真的防御部署，也没有积极应对之策。慈禧指挥无方，对抵抗充满幻想又摇摆不定，战争必败无疑。在抗击外敌的过程中，有一支来自大西北的、主要由回族子弟组成的甘军，在其首领董福祥、马福禄率领下，表现英勇，在整个战争屡屡败北的灰暗色调中透出一点点亮色。

1900年是庚子年，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个屈辱的年份。这一年，义和团运动方兴未艾；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剿”改“抚”，想和列强赌一把。到了6月，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开始大举进攻北京。

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慈禧集团颟顸愚鲁，既没有认真的防御部署，也没有积极应对之策。慈禧指挥无方，对抵抗充满幻想又摇摆不定，战争必败无疑。

八国联军兵临京城，清廷没有防御部署

1900年7月15日，天津陷落的消息传到京城的皇宫里，慈禧害怕了。她宣布停止进攻使馆，还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准备议和。

但李秉衡的出现，使心慌意乱的慈禧如同黑夜里突然看到了一丝曙光，欣喜异常。李秉衡时任“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是坚定的抵抗派。慈禧召见他时，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既已开战，不能言和。慈禧很久没有感到如此振奋了。她立即下旨，命李秉衡为“办武卫军事务”，所有来到北京“勤王”的部队都归李秉衡指挥。

8月4日，联军约2万人向北京进发，总司令为德国元帅瓦德西。具体的行军序列是：先头部队分三路前进，日军为左翼，英军为右翼，美军为中路，别的国家随后。日、美、英三国军队组成的先头部队的兵力为：14050人，49门火炮。俄、法、意、奥军队的兵力为5650人，34门火炮。

天津至北京，陆路137公里。八国联军沿途遇到小小的抵抗，但进攻速度并未因此迟滞，5日攻占北仓，6日攻占杨村，9日攻占河西务，12日攻占通州，一路长驱直入。

在通州被攻占前，清军总指挥李秉衡自杀了。原因是部队没有后勤供应，官兵们断了粮食，北京也无法供应所需弹药。联军的炮声一响，李秉衡身边的部队突然跑得没了踪影，除了他自己带领的部队，别的部队根本不听调遣。李秉衡临死前留有遗书云：“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见，实未一战”，这根本就不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

通州是北京的门户，当日军把通州的城门炸开时，联军居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联军在通州召开了进攻北京城的军事会议，将各国军队的攻击目标作了分配：俄军攻击东直门，日军攻击朝阳门，美军攻击东便门，英军从南面攻击宣武门。

就在联军开会部署作战计划的时候，皇宫里的慈禧太后还依旧沉浸在从通州传来的“李秉衡大胜”的捷报的喜悦中。京城距离通州仅20公里，快马送战报，顶多需要几个小时。但是，在李秉衡自杀24小时之后，战报才送到，而且还是个“捷报”。12日下午，真正的战报送达了：通州不但已经陷落，而且联军已经开始了攻击京城的军事行动。

慈禧立刻慌张了起来，这是她预料之中但又不愿面对的状况。她想到了守城，命令宋庆（武卫军统领之一）即刻进京，“商办城守事宜”。之后，慈禧向南方各省急电，要求各地“勤王之师”火速北上。

京城大规模调集军队的行动仓促开始。慈禧命令荣禄和载漪等军机大臣们共同商定防御作战计划，但是，朝廷高层的军事会议始终没有能够正式召开。即便几个重要人物坐在了一起，也是各怀心思，说话支吾，态度躲闪，什么也没有讨论，当然就没有什么抵抗部署。

慈禧指挥无方，董福祥拼死力敌

由于慈禧毫无军事经验，她的军事调动十分混乱。最倒霉的就是董福祥的部队了。

董福祥，汉族，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率众抗清，活动于陇东、陕北，声势颇大，后降清。1895年，董福祥率部至甘肃镇压回民起义，后升任甘肃提督。1897年，他奉调防卫京师，所部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

董福祥初到北京，一句“臣无它能，惟能杀洋人耳”曾让慈禧欣喜和感动。但带了近万官兵，打了近一月，也没能攻占只有400名洋人据守的使馆，他意识到：洋人不是那么好打的。

就在联军兵临城下时，董福祥的武卫后军25个营防守外城的广渠门、朝阳门和东直门。

8月13日下午，慈禧命令他们“立即出城迎敌”，于是上万官兵烽烟滚滚出了城。但到了城外，包括董福祥在内，谁都不知道敌人在哪和仗该怎样打，背着洋枪拖着洋炮的部队在烈日下沿着京城的东南城墙毫无目的地转圈子。天黑时，慈禧命令又到了，内容是“无论行抵何处”，立即返城，“保卫城池”。结果在漫天暑气中转了一天的疲惫不堪的官兵，匆忙进城了。

与此同时，慈禧开始频繁地召见大臣，整个下午到晚上，召见荣禄8次，召见载漪5次，全体军机大臣被“叫起”也达5次之多，几乎没了吃饭的时间。但是，群臣跪在慈禧面前，“皆默然不发一言”。

这时，参加防守京师的清军总兵力已达10万人以上，是八国联军兵力的8倍。10万之众，从官到兵，竟然没有一人能说得出具体的防御部署，没有指挥机构，没有战斗动员、作战方针、作战原则，也没有协同作战的实施计划和保障支援方案，更没有战役和战术预备队。所有该有的都没有。

13日夜晚，按计划，联军向集结地点运动。

俄国人决定提前行动。那天晚上，突然天降暴雨，雨停之后，俄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下达攻击命令。俄军用大炮轰击东直门，数十炮之后，城门被轰开一个洞。14日凌晨，俄军冲进了东直门。就在俄军对攻击城门而无守军抵抗感到纳闷时，激烈的战斗在东直城门内打响。

董福祥的军队在城墙上向冲入城门内的俄军猛烈射击，同时有一些官兵冲了下来，和俄军展开肉搏战，俄军被赶出了城门。华西列夫斯基命令骑兵连参加冲击，这些哥萨克人挥舞着他们善于使用的马刀蜂拥砍杀，东直门又被俄军占领。

天亮时分，俄军开始向内城进攻。董军的决死表现令人惊讶，他们从城墙上的每一个垛口后连续不断地射击，大炮从城墙上直接瞄准，冲击中的俄军顿时乱成了一团。拉炮的十几匹马瞬间都被打死，冲在前面的炮手全部负伤。俄军仓皇后退，撤退到城墙东南角落的数间民房里。天大亮之后，董军乘胜追击，向俄军藏身的民房呐喊着冲击过来。在丢弃武器、伤员和尸体之后，俄军被赶出了外城。整整一夜的攻击后，俄军又退回到了原地。

就在此时，俄军主力到达，得到兵力补充的俄军立即重新开始冲锋。

早晨6时，俄军第10团团长安丘科夫率领部队发起第一轮冲锋，他骑在马上高举马刀，身先士卒。董福祥此时也出现在甘军阵地上，他毫不隐蔽地站在高处，挥舞着一把中国战刀，大喊：“退者立斩！”

在甘军的阻击下，俄军很快就退了下去，留下一片尸体，其中包括安丘科夫团长。华西列夫斯基刚想站起来喊什么，立即被密集的子弹击中，话音未落栽倒在地。到14日中午，俄军仅攻占外城一角。

日军开始攻击的时间是14日早上，目标朝阳门。在朝阳门城墙上防守的还是甘军。日军刚开始攻击，董福祥就到了现场。他在东直门和俄军打了一夜，一脸的硝烟和疲惫，但那柄锋利的中国战刀依旧在他手上。他站在朝阳门的城墙上，说的还是那句话：“退者立斩！”

朝阳门的炮战，是清朝历史上少见的激烈炮战。甘军调集了可能调集的所有大炮，向日军的炮兵阵地以及冲击的步兵进行了密集的炮击。接近中午时，日军得到了跟上来的俄军预备队炮兵的支援。立时，联军的大炮达到50多门，联军炮群统一指挥，集中火力轰击朝阳门城楼。甘军没有预备队，在日、俄炮群的连续轰击下，城墙上出现了大量的伤亡，战斗力逐渐低了下来。但甘军士气并不低落，与日军僵持着，一直到天黑。傍晚时分，日军组织了敢死队，抬着巨大的炸药桶，一波接着一波前赴后继地向城墙接近。甘军拼死阻击，但是，枪声逐渐稀落—城墙上甘军官兵的尸体已堆积很高了。

突然一声巨响，日军敢死队把朝阳门城门炸开，日军步兵蜂拥而入。

在进攻北京的各国军队中，最为幸运的当属英军。由于英军司令盖里斯手里有一“绝密武器”，这是联军占领天津时，一个从北京使馆里冒死突围出的中国教民送给盖里斯的小纸条，上面画着北京内城使馆区旁边护城河水面下一个秘密水门的位置。水门直接与英国使馆相连。盖里斯藏起了这个秘密。

美军攻占广渠门则表现了美国人的精明。他们刚到广渠门，受到甘军的射击，美国兵立即藏了起来。他们看热闹似的看着俄军和甘军的激烈战斗。逐渐地，美军司令官沙飞看出了门道：有一段城墙上好像无人防守。于是，他派出一个小组，徒手往城墙上爬。北京城的城墙由于修建年代久远，墙体上砖缝很深，攀爬起来并不困难。美军很容易爬上去了，这段城墙上居然无兵守卫，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美军利用临时制作的软梯，未发一枪一弹登上了城墙。占领广渠门这一段城墙的美军立即向两边冲击，甘军受到侧翼进攻，猝不及防，纷纷撤退。

8月14日上午，英军向广渠门攻击时，由于美军先期一步占领了该门，英军很顺利地通过此处。并且立即占领天坛，然后按照小纸条上的标识找到水门。盖里斯带领官兵下水，砸开护城河下的铁栅栏，顺利到达使馆，进入了内城。

马福禄喋血正阳门

8月14日，联军的进攻转移至对内城的争夺。

北京的盛夏炎热异常，1900年的夏天恰逢多雨。在联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外城失守，参加抵抗的清军顿作鸟兽散，京城内外的神机营、虎神营和各地勤王之师“约六、七万人，皆已散灭无踪”，只剩下董福祥的甘军还守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

美军占领广渠门后，迅速移动至正阳门。由于美军进攻广渠门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击，所以对正阳门的占领也没有太放在心上。但美军没有想到在正阳门碰到了劲敌。守卫正阳门的清军军官马福禄，是甘军董福祥手下一名悍将。马福禄，回族，清末武进士，甘肃省临夏县韩集镇阳洼山人，时为甘军营官，手下有400余名官兵。

面对进攻正阳门的美军，马福禄令士兵拼死抵抗。美军司令沙飞命令美军加大攻击力度，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沙飞意识到遇到劲敌了，再次下令加强炮火攻击。在炮火猛烈的打击下，马福禄的部下死伤逐渐增加，一些士兵表现出了慌乱神情。他手下的军官，包括其弟马福祥，向马福禄提出撤退的建议。他对弟弟马福祥说:“我国跟列强已经决裂，事情已无可挽回，我们只有以身报国，为民族争光，决不能贪生怕死，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何况董大帅已经下了死命令：‘退者立斩！"他断然命令：“不论官兵，言退者斩！”美军集中炮火轰击正阳门城楼，把原有的四层箭楼削掉了两层。马福禄眼看身边的士兵死伤不断增多，美军步兵又不断的蜂拥冲向城楼。他意识到死守将会全军覆没，只有暂时撤出，再图反击。于是，马福禄下达了撤出令，美军终于攻陷了正阳门。

美军攻占正阳门后，在城楼上设置了10道栅栏，试图阻挡清军反攻。暑天的北京，炎热异常，8月的天气阴晴不定。眼看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马福禄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他挥舞着战刀一马当先，带领士兵发起反攻。全营官兵血水和着汗水，冒着枪林弹雨勇猛攻击。马福禄第一个登上城楼，冲破了敌军的第一道栅栏；马福祥紧随其后，也突破了第二道栅栏。他们连续毁掉了7道栅栏，交战双方伤亡很大，尸体横陈，鲜血染红了城墙。

只剩下最后一道栅栏了，马福禄仿佛看到了收复阵地的曙光。这时，夜幕笼罩下的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很快，豪雨如注。马福禄认为是老天在帮忙，他向士兵高喊：“尕娃子，真主在保佑咱们，冲啊！”他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臂，他扯破衣服，胡乱裹扎了一下，又大声呼喊着冲向最后一道栅栏。不幸的是，又一颗子弹直接射进了他的嘴里，他顿时仰面倒下，血流如注，很快停止了呼吸。马福祥为了保存仅剩的部队，下达了撤退令。和马福禄同时牺牲的，还有其堂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马兆图以及家乡的回族、东乡族子弟兵百余人。

马福禄以身殉国时年仅48岁。后来他被清廷封为“振威将军”，谥号忠烈。战事平息后，他的遗体由马福祥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的三里河清真寺内。马福禄的儿子就是民国时期的“西北五马”之“宁马”马鸿宾，他与其堂弟马鸿逵经营宁夏近二十年，直到全国解放，马鸿宾率部起义。

联军进抵午门，慈禧仓皇西逃

8月15日晨，美军占领正阳门。

从高大的正阳门进去，美军看见了一道红墙横在面前，这就是皇城。他们没有受到清军的阻击，但皇城城墙的高度似乎没有攀爬的可能。攻击进入皇城的第一道大门“大清门”时，美军把希望寄托在炮兵身上，在美军炮兵连连长瑞利的指挥下，上尉苏莫莱像在靶场训练新兵一样，在大清门的门闩位置划出了一个白色圆圈，命令炮兵朝圆圈开炮。两次齐射，大清门门闩被炸烂，美军蜂拥而入。

接下来是天安门，这是第二道大门。在此，美军遭到了清军抵抗，天安门城楼上的密集的射击，使数名美军官兵倒地，包括冲在最前面的瑞利上尉。清军的抵抗持续了半个小时，在美军向天安门门闩和城楼上密集炮轰时，没有一个清军放弃阵地。

直到前来增援的英军从云梯爬到天安门城墙上面，他们发现守卫天安门城楼的清军官兵已经全部阵亡。美军步兵从炸开的天安门城门中间冲了进去。

皇城仅剩下最后一道门：午门。美军架好炮准备轰击，俄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都很着急，不想让美国人抢先进入。各国司令官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为了防止一国独占或先占皇宫，暂停对皇宫的军事行动。联军对北京的进攻最终停止在午门前。

就在守卫天安门的清军与美军激战时，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皇后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从西华门逃至德胜门，转经西直门逃出北京城。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北京陷落后，董福祥率军护卫两宫皇太后和光绪帝西逃至西安。董福祥的部下马福祥由于沿途精心护驾，得到慈禧器重。在西安行宫的一年中，马福祥带领的军队担任宫禁警卫及北辕周围防务。辛丑年清廷与列强议和，两宫及光绪返京时，马福祥还率军护送至正定。在议和过程中，西方列强要求处死董福祥，董此时已逃回甘肃老家。他扬言，若要惩办他，他就举兵造反。清廷知道他的军事实力，没有答应联军，仅将其解职，禁锢家中。1908年，董福祥病死于甘肃金积堡，一代悍将遗恨终身。

义和团运动主要事件，详细的。

教案事件

教案

义和团运动

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北的山东和河北，正是教案频繁的地区，。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怒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念咒语　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原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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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②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③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④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⑤教会自身问题

这些国家的政府曾经侵略中国，传教士自然不受欢迎了。一般来说，这些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传教士是在侵略条约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外国政府用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挑起争端。其实传教士来中国，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基督的爱带给中国人，这是传教士们积极传福音、翻译圣经、办学校、开医院从事社会服务等活动的唯一目的，可惜中国人还是不能饶恕传教士。1897年，在山东曹州教案中，就是德国首相命令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设立教堂，藉此引起中国乡民滋事，杀了两个传教士，造成德国政府威胁中国的借口。传教士就这么可怜的被利用了。以达到外国政府的卑鄙目的，

义和团运动老照片(14张)

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利益。

有一些流氓假装信主加入了教会，宣教士因为不了解底蕴，于是接受了他们，并为他们施洗。后来这些流氓打架，滋事还得到宣教士的保护，使中国人大大反感。后来传教士明白了，不再甘心为虎作伥，但已经惹起中国人不少误会，难以解除。此外，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吵架一事，也带来很坏的影响。在中国人眼中根本不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这实在是很不好的见证。

⑥民族主义的刺激

从1860至1899年间，共有三次的反教高潮：光绪十年(1884)有48宗，光绪廿一年(1895)有60宗，光绪廿四年(1898)有77宗。主要是受当时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列强瓜分等事件的影响[3] 。

3运动过程编辑

扶清灭洋

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4] 。

转入直隶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列强介入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建于聂士成殉难处的聂士成像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1900年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在1900年6月3日抵京。

1900年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1900年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 ，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1900年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1900年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5]

对外宣战

天津的义和拳民众

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1900年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6] 。

义和团运动时的各国军队(8张)

八国联军侵华

紫禁城内的八国联军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1900年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1900年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1900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1900年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德皇威廉2世为德军中国远征军践行[6]

1900年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1900年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日军绘本：八国联军[6]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1900年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不久之后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7] 。 　

东南互保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

义和团团民在天津被美军骑6师俘虏

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余部抵抗

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

清廷巡铺逮捕的义和团员

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在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义和团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1900年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1900年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1900年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八国联军暴行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纵火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公然发出“布告”下令天主教徒抢劫，规定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归公集中均分。从8月18月开始，教徒连续抢劫了8天。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Ament)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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